通过改革路线图可以知道，我们所主张的宪政民主，需要一步一步走，不能预期在习近平、李克强这一届就能够实现宪政民主，如果能开一个好头，在关键领域有所突破，我觉得就不错了。

例如，深圳市人民政府于2003年最早开展的行政三分制的试点改革，就是对行政权力内部建立自我监督、自我约束和自我控制机制的一次有益探索。[9]参见关保英：《论行政权的自我控制》，《华东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1期。

从地方政府相关立法的总体情况来看，基本上都建立了公众参与、专家咨询、合法性审查和集体讨论决定程序，但决策前的成本收益分析、风险评估和决策后评估等机制尚未被普遍采纳。2013年11月1日，李克强在《地方政府职能转变和机构改革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指出：地方政府改革是一场自我革命，涉及面广、触及利益深。而中间的一段，即法律的贯彻与实施阶段，则更多需要依靠行政机关的自我规制。不应继续将地区生产总值及经济增长率作为政绩评价的主要指标，而应将可持续经济发展模式、节能减排与环境保护、社会和谐与民生改善、劳动保护与人民健康等非GDP因素纳入考核体系。而在控制行政权滥用的途径问题上，行政机关内部的自我控制有可能发挥更大的效用。

以往，我国对公务员的教育培训偏重于法律条文和管理技术方面，这可以训练出专业化的操盘手，却不能使其同时具备良好的行政伦理和职业操守，而这些品质和素养已缺乏太多且被公众期待太久。事前评价能合理地预测风险，避免公共资源的浪费。以人为直接受领对象，直接要求相对人为或不为某一行为的为对人行政行为。

一个好的定义应该揭示出事物的本质，并可以此为依据来进行分类。2.司法实践的需求影响了对行政行为的分类。针对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适用选择管辖，既可以由被告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也可以由原告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而针对财物的行政强制措施不适用选择管辖，由被告所在地的人民法院管辖。选择分类标准应当有助于为行政法学研究提供良好的体系。

[21]346-347行政行为可诉与否的标准，事实上就是行政诉讼的受案标准。而对物行政行为是指确定物的公法性质的行为。

[17]128但二项分类仍然存在着将事物简单化处理的倾向，非此即彼，而且分类错误可能会导致逻辑谬论，很容易忽略中间过渡状态的存在。范式不仅给科学工作者以地图，也给了他们绘图指南。目前关于行政行为的分类数目最多达到30多种，[7]242-259除了常见的抽象行政行为与具体行政行为、内部行政行为和外部行政行为、羁束行政行为和裁量行政行为、依职权的行政行为和依申请行政行为、作为的行政行为和不作为的行政行为、单方行为与双方行为等之外，我国的行政法学者对行政行为分类进行了最大程度的发挥创造，可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几乎一个差异就会产生一种新的分类。同时，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待解决的种种问题。

正如有学者指出的，对行政行为分类的科学程度标志着行政法学研究的成熟程度。因此，分类成为知识演化的路标。2.须是与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行为。分类标准应当有利于对行政活动进行研究、提炼、总结的系统化。

我们是根据事物具有或不具有这些属性，把事物分为几个子项的。分类远非我们想象的那么简单，相反，它还有着丰富的内涵和错综复杂的特征。

[5]24-25对行政行为分类从某种角度上来讲也显示出行政法学界对行政行为的研究水平和深度，因此，有必要对行政行为分类这一重要问题进行全面、系统、细致的研究和分析。二分法是一种特殊的划分方法。

合法行政行为与违法行政行为是包含在行政行为中的一种矛盾，二者互为存在的前提，却又相互排斥。概念的统一化使人们对学科问题的交流成为可能。[6]9范式是界定某领域什么是正当问题、概念和解释的标准。另外，还有助于确定临时法律保护的形式及其法律后果。同时行政行为对随后如何提供法律保护的问题也具有意义，即有助于确定诉权、诉讼类型、诉讼期限以及前置程序的必要性。由于行政行为种类繁多，只有借助分类，才能认识行政行为的特点，掌握行政活动的内容。

各子项应当互不相容和各子项之和须穷尽母项这两条规则主要是从行政行为的外延角度加以考虑，而每次分类须按同一标准进行则是从行政行为的内涵角度来加以界定。我们要借助逻辑学的分析工具来对行政行为分类展开论证，试图对这一行政法基础问题深入研究。

2.类性的学科及其共同体的规定或认可，某类的类性是由有关的具体学科所规定或认可的。例如直接推理的类性只有一个前提的推理就是逻辑学规定的。

单一标准由于其适用比较简单，界限较为清晰，备受学者青睐，单一标准和多重标准在适用时并无绝对的优劣之分，对于较为简单的事物适用单一标准为妥，而对较为复杂的事物适用多重标准比较适合。在连续分类时，每向下划分一次，往往要变换一个角度且角度之间一般又有一定的先后次序，而后一种分类是建立在前一种分类的基础之上的。

首先，现行行政行为的分类与行政行为的外延不符。如果一个概念不论在哪一个场合其表达的事物都具有同质性，人们对它的认同也具有同质性，这时我们便可以认为这一概念是统一的。分类类型   关于行政行为的理论是全部行政法学理论的精髓和柱石。[11]与此同时，要选择何种要素以定义抽象概念，其主要取决于该学术形成概念时所拟追求的目的。

(四)单一标准分类与多重标准分类 单一标准分类就是只据一条标准对事物进行的分类。范式告诉科学工作者哪些实体存在，哪些不存在，以及这些存在的实体如何活动。

分类标准究竟采用哪些属性，是根据理论和实践的要求来决定的。依目前通说，行政行为是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履行行政职责所产生的具有法律意义和法律效果的行为。

那么哪些标准可以成为行政行为的分类标准呢？在目前对行政行为的分类中，分类标准五花八门，有多少种分类标准就会有多少种分类形式。同样，还有受益行政行为和负担行政行为、内部行为与外部行为、要式行为与非要式行为之间的界限都存在着灰色的过渡地带。

多重标准分类强调分类时依据的标准必须是一组而非一条，由于事物本身的复杂性和实践目的的不同，则需要把几条标准综合起来予以通盘考虑。其次，现行行政行为分类的子项之间存在兼容。一般来说，只要选取适当的区分标准，以那个标准所区分出来的类型便能达到适当的功能。[8]525从逻辑学的角度，我们认为造成行政行为分类多样性的原因主要可归结为： 1.前提模糊：不确定的概念 概念乃是解决法律问题所必需的和必不可少的工具。

科学的分类之后，子项与子项之间应当是相互排斥，互不兼容。划分的结果出现两个以上的子项的就叫作多项分类。

可是有些类别并非完全依据基础来规定的。不仅包括侵益行为，而且包括赋权行为。

违反这条分类规则的错误，叫作子项相容的错误。  二、行政行为与分类标准 (一)标准：分类的基础 概念的分类理论是传统逻辑概念论的重要内容，目的是为了指导人们能够明确概念，以便对命题和推理作出正确的逻辑分析和运用。